0次浏览 发布时间：2025-05-23 08:06:00
对话人卡特琳娜·查兹尼科劳希腊小提琴家雅典国家管弦乐团首席。
阿波斯托洛斯·帕利奥斯希腊钢琴家
近日，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的“卡特琳娜·查兹尼科劳小提琴独奏音乐会”，开启了两位希腊音乐家的2025中国巡演。随后，小提琴家查兹尼科劳和钢琴家帕利奥斯在南昌、北京和天津等地演出，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两场音乐会。
在各个城市丰富的演出中，他们的曲目安排显得十分特别——包括了马思聪和黄虎威两位中国作曲家的四首作品，而其中两首都是由多个乐章组成的套曲。在来华演出的外国演奏家中，演奏频率最高的中国作品应算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像此次音乐会中国曲目含量如此之高的情况并不常见。
被誉为“中国小提琴第一人”的马思聪，于1937年创作出《绥远组曲》。其第二乐章《思乡曲》，是拨动无数为抗日救亡而奋战的中华儿女心弦的名曲，深受喜爱。但听到小提琴家在音乐会上完整演奏《绥远组曲》三个乐章的机会却相当少，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著名的《思乡曲》是一首组曲的一个乐章。
而在1950年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创作的《第一回旋曲》，融汇了秧歌舞和眉户戏等音乐元素，有着浓郁的时代感，也是难得听到的。
四川籍作曲家黄虎威享有“当代巴蜀音乐文化先行者”之誉，他在1958年以六首四川民歌为素材，创作出钢琴组曲《巴蜀之画》。这一曲目出现在两位希腊音乐家的音乐会上，让他们此次的中国巡演更加与众不同——在巴蜀之地，一位来自遥远希腊的年轻音乐家，演奏诞生于这里的《巴蜀之画》，而且是她本人完成的这个作品从钢琴到小提琴的移植。这样的艺术创造，不仅是一位外国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致敬，更是一次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。
在巡演间隙，笔者与两位音乐家进行了数次访谈，深入探讨了音乐会曲目跨越古今中外的构成，以及中国乐曲的改编等话题。
从《巴蜀之画》的第一个音符开始，二胡的声音进入我的内心
北青艺评：您两位此次中国巡演确定的曲目非常与众不同，不仅安排了四首中国作品，查兹尼科劳本人还对黄虎威先生的《巴蜀之画》进行了改编，由原作的钢琴曲移植为小提琴曲。听众以及业界人士都很好奇，您作为一位希腊音乐家，如何知道这首作品的，并进而聚焦于它，研究它，对它进行改编的？
查兹尼科劳：在希腊，尽管接触中国音乐的机会目前仍然不那么多，但人们对中国音乐的兴趣日益浓厚。此前，我在希腊参加一个中国-希腊两国的文化展，由此知道了中国作曲家马思聪和黄虎威的音乐。当我第一次听《巴蜀之画》时，感觉它描绘了巴蜀美妙的风景、故事和声音，它的六个乐章给我一种电影画面般的感觉，令人回味。我从音乐中听到了春天的到来，鲜花盛开，回声在山间回荡，人们欢快地跳舞。它唤醒了我的想象力，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，想亲身体验音乐所描绘的地方——成都。
《巴蜀之画》虽然是钢琴演奏的，但在我心中更像是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出的声音。在改编中，我保留了每个乐章原来的调性，为的是充分保持作品原有的特色。我从中国传统乐器二胡的演奏中汲取灵感，试图通过小提琴来传达它的表现力。我认为小提琴是二胡在西方音乐中的对应物，钢琴是中国古筝的回声。所以，我必须让我的小提琴演奏出的音乐像二胡，而钢琴的声音像古筝。
在改编过程中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听二胡和古筝的录音，熟悉那些乐句的呼吸方式、旋律的走向和流淌方式。尤其是二胡，不仅对我的改编，也对我演奏中的音乐处理有很大影响。从《巴蜀之画》的第一个音符开始，二胡的声音就进入了我的内心，它激励我努力适应这种音乐风格，在音符之间滑动，使用不同的颤音，让声音断开或移动——这些都是我试图呼应二胡声音的方式，不仅在技术上，也在情感上。
有趣的是，被称为“里拉”的希腊小提琴，也有与二胡非常相似的风格和技巧。如果我要把《巴蜀之画》由原作的钢琴曲带到小提琴和钢琴的世界，意味着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抄写，而是找到在小提琴的传统技法中可能不存在的表现方式。我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改编音乐，而是架起文化的桥梁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尊重的态度将其变为现实。
所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把这首《巴蜀之画》带到成都，并听到您和听众对我诠释的看法。
一把小提琴的演奏，像一个完整的管弦乐团
北青艺评：帕利奥斯先生，正如我们谈到的，以往我们听到的《巴蜀之画》都是钢琴独奏的形式。您是否可以从钢琴家的角度谈谈，钢琴曲改编为小提琴曲之后，音乐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有的高度钢琴化的作品，如肖邦的钢琴曲，有一种“自带的”或者说内含的“拒改编特质”。比如肖邦那首非常著名的9号第2首降E大调夜曲，听小提琴改编曲时，不管演奏者是多么伟大的小提琴家，仍会让我们禁不住想听钢琴的演奏。小提琴擅长的歌唱性在这样的音乐中好像突然失去了魅力，变成了一种在原作面前缺少表现力甚至缺少真实感的“模仿式”存在。
帕利奥斯：我非常赞同您说的，不过，在卡特琳娜改编的《巴蜀之画》中，情况有所不同。在听这首作品的钢琴演奏时，每个乐章的旋律都是具有歌唱性的，它们本身就很适合在小提琴上演奏，这也就为改编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和条件。
而卡特琳娜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些条件，让这首作品既保持了原作动人的地域风情和风格独特的音乐语汇，又很小提琴化，也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技巧和表现力。在演奏改编的《巴蜀之画》时，钢琴由原来的独奏角色变为合作、支持、对话的角色，让音乐展现出另一种吸引力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
我相信这样的改编会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，而不仅仅是一种为了一次巡演曲目而做的移植。
北青艺评：关于音乐改编，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，似乎越伟大的音乐作品就越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吸引音乐家去不断地进行种种改编。比如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从古到今的改编版不计其数，从室内乐到管风琴、到吉他。查兹尼科劳作为90后新生代小提琴家，对改编似乎情有独钟，这次还带来了已出版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《欢乐颂》的无伴奏小提琴独奏改编乐谱，在音乐会后与听众分享。可否请您谈一下对贝多芬带合唱的宏大交响乐的改编理念？
当我们在音乐网站上看到您演奏您的改编之作时，起初是好奇，然后是相当震惊：这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将脍炙人口的《欢乐颂》旋律加以变奏，而是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要旋律素材包括了进去。在一些最交响化的地方，比如在被称为具有“排山倒海之势”的双主题赋格之后的合唱，那种热烈、狂喜和巨大声势，仅由管弦乐团都无法充分表现，必须有合唱团加入，何况只由一把小提琴演奏？
在听到您的演奏后，才感受到改编能够挖掘的乐器潜力：您以小提琴特有的高超技巧，让《欢乐颂》的主题和贝多芬总谱上此处弦乐的湍急三连音同时奏响，从而保持了这段音乐的热烈感。全曲的狂热尾声，在改编中也有精彩处理。
查兹尼科劳：感谢您的评价！当我开始我的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改编曲时，受到莫扎特的歌剧《魔笛》的启发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剧之一，其中夜后这个角色有一段难度极高的花腔女高音唱段。作为一位小提琴演奏者，我想实现在小提琴上演奏这个著名唱段的愿望。这个唱段对改编者的挑战不仅来自女高音声部的旋律，还有用一种乐器重现完整的管弦乐团的声音。
我直接从歌剧原谱开始，写下所有管弦乐声部，然后试着用小提琴演奏。那些无法顾及的声部我只能省略，但依然让一把小提琴的演奏听起来像一个完整的管弦乐团。
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《欢乐颂》是伟大的杰作，世界各地的人都熟悉它的旋律。它在问世时是史上最长的交响曲，包括完整的管弦乐团、合唱团和四位独唱。当著名的《欢乐颂》在最后乐章响起，一个起初听起来简单的旋律，最后发展成为庞大而有力的主题。我开始为小提琴独奏改编时，再次强烈感受到这部杰作的分量。研究总谱教会了我很多，比如贝多芬对和声和结构的掌握。
已有的小提琴曲目已经很丰富了，我对《欢乐颂》的改编，是为了尝试进一步突破小提琴演奏的技术界限，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哀伤而热烈的《绥远组曲》，让我想到传统的希腊音乐
北青艺评：正如您所说，希望改编的版本以自身的吸引力而有机会更多地演奏，被更多的人熟悉，跻身于成功的改编创作之列。就像穆索尔斯基的《图画展览会》，虽然钢琴原作是毋庸置疑的杰作，但人们听拉威尔的管弦乐改编版本的机会确实更多。很多时候，如最后一段、著名的《基辅的大门》，管弦乐带来了辉煌壮丽感。
马思聪先生的《绥远组曲》，由《史诗》《思乡曲》《塞外舞曲》三个乐章组成，最初的创作都是小提琴独奏形式，此后作曲家本人将后两个乐章改编为管弦乐曲。其中的《思乡曲》是最动人心弦的。想问查兹尼科劳，您从这首诞生于特别年代的中国乐曲中，体会到的是什么样的感情？
查兹尼科劳：我们选择马思聪先生的《绥远组曲》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，因为这部作品，尤其是第二乐章《思乡曲》，给人一种深刻的个性化的感觉。标题说明了一切——这是关于思念和记忆的情感。
在这里，感情没有隐藏在复杂性背后，而是以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而这成为它如此强大的原因。
尽管我不是在中国音乐中长大的，但思念和怀旧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。马思聪先生创作的旋律让我想起了传统的希腊音乐——哀伤而热烈，反思但又切实。这是一首教你倾听的曲子，而不只是演奏好它。
摄影/刘冠泽
尽管我们来自不同地方，但心中有同样的感受
北青艺评：这是否证明，相距遥远的中国和希腊，在精神上、感情上是息息相通的，而音乐是实现精神连接的无需翻译的语言？
查兹尼科劳：在我看来，我们中国巡演所演奏的所有音乐，中国的和欧洲的，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这种精神的交流。音乐是人类最强大的语言，能够瞬间将我们联系在一起。它超越了表面，是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翻译、不需要解释的对话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演奏不同传统的音乐，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心中都有同样的感受。
在中国演奏对我来说很特别，这个过程汇集了我作为一位音乐家所关心的很多东西——传统音乐，跨文化对话和古典曲目的生命力，让我更加相信古典作品在今天仍然很有价值和魅力。而在一场音乐会上，将东西方、古与今、原作与改编结合起来，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启示。
深入中国音乐也让我更接近自己的根。我是希腊人，希腊传统音乐一直伴随着我，在希腊与中国文化中，有一个共同的情感核心，有一种与语言、舞蹈和生活紧密相连的节奏感。这些元素影响着我的演奏，包括古典曲目的演奏。音乐是一种以时间为基本参数的艺术，作为演奏者，我的使命是在每次演奏一首乐曲时都让它栩栩如生。奏出正确的音符和演奏得纯净只是基础，最高的任务是让音乐听起来充满活力，就像在此刻重新创作一样。
我们在中国巡演曲目中纳入了两部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品。一首是意大利巴洛克音乐的重要作曲家阿尔坎杰洛·科莱利的d小调第12小提琴奏鸣曲《弗利亚》。它基于一个简单的音乐主题，之后是一系列变奏。这一切都是关于一个结构中的创造力——在不失去原初形式的情况下看看你能走多远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代表音乐与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变化、重复和回归。
另一首是弗兰克小提琴奏鸣曲，更多地体现了循环往复——同一个音乐主题反复出现，但也在发生着变化，这就像万物生长和进化。你在开始时听到的主题在结束时仍然存在，但它经历了太多，感觉既熟悉又新鲜，就像一个因经历而改变的人。
这两首乐曲之间构成的对比，是我们将它们列入演出曲目的原因之一。它们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，都具有深刻的表现力。
北青艺评：初次来到中国，在不同的城市里演奏中国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，会有什么新奇之感？
帕利奥斯：我为这次中国巡演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。中国和希腊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，尤其是在哲学领域。对我来说，演奏中国音乐是一次非常愉快和令人兴奋的经历，让我有机会发现一个色彩丰富的新世界。中国传统音乐主要基于五声音阶，与西方古典音乐在风格上有很大不同，差异不仅存在于声音上，也在音乐家的感知上。我们中国巡演的曲目结构，就像一次从欧洲巴洛克和前古典时代开始，走向浪漫主义、走向20世纪中国音乐的旅程。
我对中国观众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印象深刻。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中国可以成为古典音乐领域最重要的国度之一。
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（除署名外）
编辑/胡克青
